《少年康熙》观邓超。两年前，《少年天子——顺治篇》中的邓超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，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和表演实力，邓超神速般地在娱乐圈站稳脚跟，导演刘恒的评价非常高：“年轻轻的邓超把顺治演得如此深刻，很难得。”这也使得当初冒险起用新人的制片方再次下决心，将《少年康熙》的大旗交给邓超，而这一次，每个人悬着的心全都放下了。
正在北戴河与孙俪一同主演根据石钟山小说改编的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的邓超，听说采访北京台正在播出的《少年康熙》，似乎还没有多少心理准备，话不多，人也很低调，一个劲儿地解释自己嘴笨。可是，就是这个自嘲嘴笨的人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角色、谈自己，甚至聊起了人活着的意义所在，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也许，这就是水瓶座、A型血人沉默、开朗的两个极端体现。
康熙比顺治瘦了20斤
记者：顺治和康熙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怎么在短时间内把他们的差距拉开，不让人有重复感？
邓超：就像刘恒老师写的一样，顺治的眼睛里是水，康熙的眼睛里是冰。心理的、由内而外的东西是最重要的。康熙的转变在于，开始有些像顺治，特直接，特冲动，特别玩世不恭，然后慢慢变得沉默，从沉默又变成一种模糊。我希望把康熙的一种模糊感演出来。他笑其实是不开心，他不笑你根本看不出他在想什么，他怒了没准儿是高兴，就是一种深藏不露吧。
记者：你减肥20斤是想从形象上改变吗？
邓超：很多人说顺治不够帅，胖胖的，还有减肥也是让角色有所区别吧。
记者：再演康熙难度大了还是游刃有余了？
邓超：都有。第二部更成熟，但冲劲可能不如第一部，那种小犊子的冲劲。第一部缺的是经验，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那么重要。
记者：据说你演这部戏时情难自控？
邓超：有，但少，拍顺治时候很多。因为顺治影响我太多了。演完顺治，我觉得我的人生观都改变了，就是特绝望，觉得每天都是灰色的。我自己也是特别悲观的人，就像我特别喜欢萨特，喜欢奥尼尔的东西，奥尼尔说，人生下来就是一出悲剧，无形的欲望在无限止地上升，我觉得说得很好。
记者：第一部戏就担当主角，而且一炮走红，你觉得更多的是靠运气还是实力？
邓超：运气有，我也会想这么多人怎么就我了？但怎么就我的答案是可能，我有点实力吧。但这些还是应该由观众说更客观一些。
曾经是“混事大魔王”
记者：听说你在艺校时有一个绰号叫“混事大魔王”，那时是不是很顽皮？
邓超：恰恰相反，我小时候特别像女孩，老受欺负，门口被抢的弹珠啊、画片啊都是我的。大一点儿就特别爱打抱不平，看不惯人欺负人。有很多事你越来越明白了，反而是一种痛苦，你又得适应这个社会，中庸之道嘛，可能我不太中庸，比较极致。现在好多了。“混事大魔王”可不是贬义词噢。就是帮同班受欺负的人打架，我们班只有9个孩子，人家舞蹈班、美术班一招就是二三百，人家老欺负我们同学，我就特别看不惯。
记者：现在还这样吗？
邓超：好点儿吧，也会忍不住，当然肯定不会再去打架。我的个性比较双重，有时特别开朗，玩笑得不行；有时又特别沉默。演员其实还是挺痛苦的，有一句话，不疯魔不成活，我又是一个比较较真的演员，在演戏上比较疯，像戏疯子。
观众进剧场是来疗伤的
记者：你曾经一直在话剧舞台上，《翠花上酸菜》、《切·格瓦拉》那段日子给你留下了什么？
邓超：极度的快乐。舞台上反馈是直接的，而且我觉得观众都是来疗伤的，我觉得走进剧场的人挺可怜的，他们需要你给他东西，需要你付出热情，可能疗伤这个词用得悲观一点儿。
记者：像《翠花上酸菜》挺商业的，带来更多的是快乐，为什么用疗伤这个词？
邓超：中国人太不快乐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人能那么快乐，所以我诠释得特别快乐，一点都不疲惫，我要把我自己撕碎了扔给大家。有的观众看六遍、八遍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疗伤，他们太缺少快乐的东西。
记者：这跟你的经历有关还是天生的性格？
邓超：原来我特别开朗，什么事搁我头上都不是事，但人总要成熟，接二连三的烦恼也就来了。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该看心理医生了。
记者：说到悲观情绪，怎么看待娱乐圈自杀现象，像前两天李恩珠的自杀？
邓超：她还是挺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她还有家人、朋友，她不应该扔掉这些。悲观可以，但要学会坚强。你生下来是有责任的。当然我也挺同情她，我特想搞明白究竟什么东西让她有那么大的力量，这又探究到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。
记者：话题好像有点扯远了？
邓超：还好，我希望聊一些思想上的东西，怎么把思想注入角色中，我演的这些角色也是一样。我想演一个英雄，因为中国人太缺少英雄，缺少精神上的偶像，而不是长得像女人的偶像，已经变得畸形，生活不是这样的。